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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廉政文化与传统戏曲的结合与反思

——以花鼓戏《戒石碑》的口碑效应为例

□余欢欢

凡有戏曲处,皆演《戒石碑》,这是荆门当下最热的廉政戏曲《戒石碑》演出效果的真实写照。

大型历史花鼓戏《戒石碑》,是以京山市政府大院内的廉政历史遗迹“戒石铭碑”背后的历史故事为基础创作而成,讲述了明朝嘉靖年间,罗向辰为官清正,因抨击时弊被贬任京山知县,时逢京山三年大旱,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朝廷下拨的赈灾银却被前任知县以建迎官亭为由贪污大半。戏曲以“当印、审银、贺寿、赴宴、刻碑”五幕,塑造了罗向辰不惜身家性命,心系民生,与贪腐官员积极抗争的人民公仆形象。目前已经公演十场,场场爆满,观众遍及荆门各地区单位干部职工,赞誉甚高。

在中国传统戏曲日渐式微的情境下,廉政戏曲《戒石碑》的口碑效应却显著异常,笔者以为带给我们的启发至少有以下几点。

廉政文化与戏曲艺术结合的可能

廉政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源远流长,其表现出的民本思想和爱国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戏曲表现的核心。我国传统戏曲向来注重褒扬清正廉明、刚正不阿的官员,注重廉政思想的传播,从《铡美案》到《海瑞罢官》,从《廉吏于成龙》到《焦裕禄》,传统戏曲塑造的铁面无私的包公、清正廉洁的海瑞、爱民亲民的于成龙、执政为民的焦裕禄早已深入民心,成为“清官”的代表。这充分说明廉政戏曲作品不但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在廉政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如何在当代情境下,创作出受欢迎的廉政戏曲,让廉政文化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现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廉政文化与传统戏曲的结合古已有之,且有很深的社会传统和文化传承的根基,二者结合让民众很容易产生价值认同感。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戒石碑》的编创人员意识到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以湖北地方特色戏曲花鼓戏的形式呈现荆门历史故事,很容易引起地方戏曲欣赏者的情感认同和记忆共鸣。

其次,随着中国近年来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挖掘,掀起全国性的传统文化热,传统艺术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被观众接受的作用日益凸显。戏曲艺术通过表演、话语、歌唱、舞蹈、布景、乐器演奏等丰富的艺术魅力吸引了诸多受众。

再者,尤其不能忽视的是戏曲艺术的美育作用,让廉政文化的传播浸润细无声是新时期廉政戏曲努力的方向。且从文学和艺术角度来分析《戒石碑》的艺术性和观众的认同感——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廉官罗向辰衣着皆是清淡的素色,他的唱词、念白时而高雅、时而通俗,反映出他节俭亲民的形象;在舞台布景上,其工作、生活环境也仅是四壁下的一桌一椅,这与人物清正廉洁、天下为公的形象相吻合,也是一种符号化的指认。《戒石碑》的可贵在于,并没有把罗向辰塑造成迂腐、唯唯诺诺的“清官”形象。为了赈灾,他敢于抗旨当印,甘冒杀身危险“抗旨”一搏。这一细节显示出他潜在的叛逆因子,他不是封建社会和专制君主培养出的顺从棋子,他身上带有觉醒与反抗的现代意识。正是这种意识给身处封建专制桎梏下的罗向辰带来杀身之祸,成为他命运“悲剧”最主要的推手。这种戏剧冲突带给观众十分震撼的审美体验,在最直接的情感体验中引起观众对罗向辰命运变化的恐惧和不幸遭遇的怜悯。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对悲剧这样定义: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起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经过装饰性的语言”是指戏曲不同的唱段、现场演奏的音乐和整体的节奏。《戒石碑》的唱词文白结合、雅俗相间,点缀地方口语特色,演奏人员利用唢呐、钹、二胡等乐器,分别在全剧的各个不同部分使用,通过行动中的人物表明其性格和思想,决定事情的成功与失败,形成打动观众最重要的“情节”。审美主体正是在这种精神性的愉悦中感知戏剧丰富、深刻的内容,达到朱光潜先生所说的在情感的“净化”与“宣泄”中体验崇高,达到艺术的美育效果。廉政文化通过这种方式传播,其价值要远远大于以让人们司空见惯的“廉”与“莲”谐音做文章的廉政文化宣传。

廉政文化建设的反思

质言之,廉政文化与戏曲艺术的结合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但也应该注意一些问题。

新时期的廉政文化内涵更加丰富,不仅仅是传统文化中的“清官文化”,由于过分依赖个人品德和节操,而缺乏普遍性。正如《戒石碑》的结尾,遭贪腐官员陷害身陷囹圄的罗向辰,最终依靠的是灾区百姓联名上书的万言书引起皇帝的注意,才得以解救。这种方式本身就带有不确定、不稳定性。《戒石碑》的理想化在于,以罗向辰的个人之力以卵击石,有着压倒性的劣势,最终赢得胜利的是自下而上的民意,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制度,这种情形是极其不稳定与特殊化的。正如邵燕祥在《切不可巴望好皇帝》中所说,我们不是要在“好皇帝”与“坏皇帝”之间做选择,而是要在真正的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在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之间做选择。

今天的廉政建设必须要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今天的廉政文化建设,指向的不仅仅是拥有政治权力的“地方官”,还应指涉平凡岗位的干部职工、整个社会所形成的清正廉洁的氛围和价值观,以及在这种氛围影响下追求公平、正义、法治等社会制度的广大人民群众,这才是廉政文化建设追求的终极目标。所以,从根本上说,弘扬廉政文化,最根本的形式在于促使社会将“廉正”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样才能长久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秩序稳定。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绩,社会风气得到有效改善,但要进一步将全面从严治党和廉政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还需要不懈努力。我们应当乘着廉政文化与传统戏曲文化有效结合、为民称道的东风,积极推进廉政制度建设,让艺术文化的美育教育与制度规章相辅相成,共同促成清正廉明的社会风气形成。通过文化潜移默化地涤荡心灵,树立道德感和秩序感,或比制度约束的影响更加久远。 (作者单位:市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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